据毛的医护人员蓝桂英回忆说，那天毛一天都没吃饭，也很少说话，一直在循环听南宋张元干写的《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
1886年3月5日，董必武诞生在湖北红安县南街的一个书香门第，父亲在私塾教书为生，对这个儿子的到来欣喜不已，特地给他取名为“贤琮”。
董必武小时候非常聪明，父亲在私塾里教书时，他就在旁边听，往往大孩子们还没有学会，他就已经会了。
在他5岁时，父亲抽查《三字经》的掌握程度，连问了好几个孩子，都答不上来，这时候，幼小的董必武站了起来，一字一句、完整不漏地背了下来，让父亲大为惊喜。
在那个科举盛行的年代，董必武的父亲年轻时也热衷于，但多次科举换来的却是名落孙山，只好回家教书为生，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了董必武的身上。董必武也没有父亲的厚望，年仅17岁就考上了秀才。
1905年，董必武考上了武昌第一学堂，除了用功读书以外，对当时流行的新思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像《警示钟》《猛回头》《新民丛报》等刊物，更是手不释卷，废寝忘食地学习里面的新思想，他逐渐意识到，此时的中国急需要一场，只有，才能，彻底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
1910年，董必武从武昌第一学堂毕业，成绩全校排名第一，引起了当时湖广总督瑞澂的注意，他特意光绪，保举董必武为“拔贡”。
在晚清，如果成为一名“拔贡”，就可以免去繁琐的科举考试，可以直接入仕做官，但是，董必武却一口回绝了瑞澂的这番好意，坦然说：“我只是个读书人，不是个做官的料。”
1911年10月10日，辛亥在武昌爆发，董必武大喜过望，激动地说：“天佑我中华！”随即辞去教书先生的职务，和好友张国恩一同前去武昌，投入到了那场轰轰烈烈的中去。
三道桥之战，是董必武人生中的第一场战斗，当时的三道桥上，炮火连天，战斗激烈，他多次往返于前线和后方之间，为起义军战士们运输弹药。
在日本留学期间，除了攻读法律之外，董必武还经常去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孙中山的，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董必武回忆说：“先生辩才无碍，中国的道，惟有实行三义的，鼓励我们在失败后不要灰心气馁。”
1917年，发生了世界的“十月”，也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当时正在武汉做律师的董必武，心中久久不能平静，关于马克思主义，他在日本留学期间就曾接触过，当时的他就对马克思主义颇有兴趣，如今“十月”成功的消息再次传来，更让他心潮澎湃！
董必武孙中山多年，如今已经是一名“老”，可是历经多年，两次均以失败告终，引起了他深深的思考。这个时候，从日本帝国大学毕业回来的李汉俊，成了董必武主义道上的启蒙者。
李汉俊于1918年底归国，从日本带来了很多关于“十月”的资料，以及介绍马列主义的书刊。在李汉俊的帮助下，董必武对这些资料开始了详细的研究，当他了解完后，心中的疑惑终于解开了！
他知道，孙中山所领导的辛亥与的“十月”，所依靠的对象不同，进而所达成的目标，以及产生的效果自然是天差地别，只有依靠广大工农，中国才有希望！
后来，董必武回忆道：“当时那段日子，百思不得其解，直到李汉俊带来的资料我读完后，这才明白，中国一定要依靠劳苦大众！”
思想转变以后，董必武便开始了行动，首先是在1920年2月，他在武汉创办了著名的“武汉中学”，为当时的中国培养了大批人才，还制定了名为“朴诚勇毅”的四字校训，勉励同学们诚实勇敢，做事持之以恒。
除了办学之外，董必武其余的时间全部扑在了主义的事业上，也结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青年，如陈潭秋、包惠僧等人。
在创建中国这件事上，董必武有着自己的看法，他曾对陈潭秋、包惠僧说过：“现如今十月已经成功，中国也要走这条，但一定要有我们的组织，我们的政党，只有这样，才能领导中国成功，胜利！”
1921年7月，作为武汉代表的董必武和陈潭秋，参加了著名的一大，宣告中国正式成立，从此，中国迎来了崭新的时代！
1934年10月，年近半百的董必武随军长征，起初担任干部休养连连长，但因为还有30多名女同志，与男同志在一起行军不方便，于是在贺子珍向提议后，组建了一支妇女队，队长一职则由董必武担任。
虽然妇女队只有30多人，但董必武身上的担子可不轻，他们要负责60多副担架，每人肩扛两副，而且只能采取夜行军的方式，不准点火把。
为了协调工作，董必武把她们分为两组，按照体力不同，负责各自的担架数量。董必武自己更是忙得不可开交，既要在前面探，又要回来照顾大家，有时候碰上下雨天，他经常会摔倒在泥坑里，爬起来后就是一身泥浆，因此被女同志们戏称为“泥人董”。
当时，部队进入贵州苗族地区后，邓发的妻子陈慧清同志的预产期越来越近，一天清晨，部队刚开拔没多久，陈慧清那边就传来消息，说孩子快要生了。
干部休养连连长侯政拿不了主意，就把目光投向了董必武，董必武立即说道：“让慧清同志尽管生，剩下的事交给我们！”
董必武说完后，立即派同志去通知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一定要让后卫部队顶住敌人的进攻，到陈慧清同志把孩子生下来为止。董振堂二话不说，立刻答应了董必武的请求。两个多小时后，陈慧清终于生完了孩子，董必武也松了一口气。
建国后，陈慧清每每提及于此，都会感激地说：“当年要是没有董老的，恐怕就没有这个孩子了。”
七七事变发生后，抗日统一战线形成，国共双方再次携手合作，共御外侮，因董必武在方面的声望，被派到武汉和重庆等地工作。
在重庆，虽然八军驻重庆办事处的工作由负责，但他们为了刺探情报，埋下了许多暗桩。董必武和同志们在房间内商议事务时，都会打开唱片机放一段京剧，声音放得特别大，这样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被。出门乘车时，董必武也特意让司机多绕几圈，确保身后没有跟随。
董必武的，也让毛人凤非常苦恼，蒋介石曾多次询问关于董必武的情报，毛人凤总是一脸茫然，说：“委座，属下，董必武那边什么情报都没有！”
有一次，在举办的宴会上，董必武还特地向毛人凤说：“好久不见，毛局长，这些日子你辛苦了。”
毛人凤知道，这是董必武在自己的，虽然肚子里窝着火，但也无可奈何，谁让自己确实呢？
1945年4月25日，联合国制宪会议在美国举行，董必武作为代表，与宋子文、顾维钧、王宠惠、胡适等人，一起出席了这场盛会。
6月25号，《联合国宪章》签字仪式正式开始，中国代表团其他人签完字后，董必武拿起来桌上的笔，在签字栏那里庄重地写下了“董必武”那三个遒劲有力的楷体字，至此，中国代表团签字仪式正式结束。
在那段出访美国的时光中，董必武也给顾维钧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顾维钧后来回忆说：“他是中国代表团最年长的，是个读过古书的人，为人和蔼可亲，但颇机敏，虽然年事稍长，但通晓国际事务，这使我顿感到惊奇。”
随着解放战争的推进，在解放区的经济工作成了重中之重，建立中央银行和发行货币刻不容缓，这个大梁，就是由董必武来的，“中国人民银行”和“人民币”，也是在董必武的主持下诞生的。
时间回到1947年春，华北经济办事处成立，董必武担任办事处主任，白如冰、陈希云、薛暮桥等人担任副主任，目的是“统一财政经济政策，指导各解放区财政经济工作的推行”。
在建立中央银行这件事上，同志们的想法和提议非常多，有的人提议说叫“联合银行”好，有的人提议叫“解放银行”好，董必武看后，觉得都不行，他认为，联合银行存在局限性，而解放银行若是放到50年、100年以后，则显得有些过时落后。
最后，董必武经过详细考虑，提议新建立的中央银行叫“中国人民银行”，其用意也非常简单，就是这个新建立的中央银行，归人民所有。
董必武的这个提议发出后，得到了很多人的赞同，毛、周总理也觉得非常适合，于是，1947年10月8日，在中央的复电中，正式将新建立的中央银行定名为“中国人民银行”。
随着“中国人民银行”的成立，“人民币”的发行工作也在紧张有序的进行中，1948年3月，“人民币”的版面设计工作正式开始，经过4个多月的设计工作，第一版人民币在7月初诞生，由当时的华北银行总经理南汉宸负责此事。
当南汉宸把人民币样本拿给董必武看时，董必武给出了几点意见，首先在人民币正面，原计划印刷毛头像，但毛本人不同意，以印刷人民为主体，董必武说：“新中国建立以后，标志着我们从此是自主的国家，人民币的正面与背面，除了必要的阿拉伯数字之外，其他一律采用汉字，决不能像其他国家的货币一样，出现一些乱七八槽的外文，这样不好！”
南汉宸说：“董老，从建立银行，到发行货币，都是您老一手负责主持，再说了，您老的那一笔字，再也找不出第二个人了啊！”
南汉宸这么一说，董必武也不好再，便提笔在一张纸上写下了“中国人民银行”，和“壹，贰，伍，拾，佰，仟，万，圆”等几个大字。
董必武的楷体书，以唐代的柳公权为主，字体俊朗，遒劲有力，直到今天，人民币上还是用着他的那一套字。
董必武曾经说过：“我呢，是一个老，在这之前，还参加过同盟会，在孙中山先生的领导下，工作过几年。从的成立，发展到衰落，我都是亲历者，他们怎么衰落的，我心里一清二楚。贪污，是他们的最大的毛病，可以这样说，是他们自己亲手葬送了自己。”
建国初，组织上安排他住在王府井大街上的一处王府大院内，房子很大，条件很舒适，但董必武却搬了出去，选择了一处离单位很近的小房子里。
儿女们很不解，心里很抵触，都反对他的做法，向来温和的董必武，却罕见地发了火，说：“那么大的房子，就住我们一家人，还得有警卫排负责工作，这合理吗？再说，离工作单位那么远，让别人送文件，传达通知，岂不是很麻烦？就算是坐车去，那也得要浪费很多汽油！搬到这里，离单位近，工作方便，房子也刚好能住下我们一家人，还给国家节省了很多人力财力，有什么不好？”
董必武这番话讲完后，儿女们都低下了头，董必武又接着说：“你们是我董必武的孩子，千万不要光想着享受，别忘了，我们新中国成立没多久，国家还很穷，老百姓还没吃上饱饭，我们的任务还很重，千万不要有的思想！”
1958年一天晚上，董必武一家人正在吃晚饭，小女儿董楚青不小心掉了几粒米，也没发现，吃完就跑出去玩了。董必武看到后，急忙喊住了她，说：“楚青，回来！把桌上掉的米粒吃了！”
董楚青回头看着桌上的米粒，一时间不知所措，董必武看着她，说：“天底下最苦的，就是庄稼人，他们辛辛苦苦一年，为的就是能吃饱饭，你看看，你掉了这么多，多可惜！”
毛得知这个消息后，把南宋张元干写的《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最后两句“举大白，听金缕”，改成了“君且去，休回顾”，循环听了很久，以此来送别这位奋斗一生的老战友。
2016年3月5日，董必武诞辰130周年时，《》发表了《纪念中国的模范的领导者董必武同志》，其中写道：“他对中国作出过重大贡献，却一直‘甘为民仆耻为官’，从不谈自己的功绩，从不居功自傲。新中国成立后，无论担任什么领导职务，他都以‘新功未建惭高坐，老本无多啃早完’的谦逊态度，践行全心全意根本旨，为党建功、为国立业、为民。”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