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中国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基本线，由此拉开了中国经济和中华民族持续40年高歌猛进的帷幕。
这一年，一位叫陈春先的年轻科学家，也悄悄地、地播下了如今已闻名世界的中关村的第一粒种子。
中国物理代表团访问美国，代表团有四人，其中有后来被称为“中关村第一人”的中国科学院物理所核聚变专家陈春先。为了这次访问，陈春先像其他一样购置了统一的灰调西装，统一的皮鞋，穿越了的太平洋，来到前不久还被中国人称为的国度。多年的闭关，外面的世界什么样？仿佛一个世纪一样，一百年之后他们又成为先行看世界的人。
代表团的访问目标是，参观普林斯顿等离子物理实验室环形聚变实验反应堆的托卡马克：一种环形磁约束装置。不仅用美国的实验数据对比托卡马克6号装置的实验数据，还要以美国托卡马克为参考蓝本，筹建国家投资4000万元的托卡马克8号装置，从核聚变中探索人类新能源。就此来说，虽是，却又和一百年前不一样。
1954年苏联原子能之父萨哈罗夫，在西伯利亚库尔恰托夫原子能研究所研制出了存放等离子体的容器，命名为托卡马克。1968年，托卡马克装置T-3取得重大突破，在千万摄氏度高温以上获得稳定环形高温等离子体。翌年英国卡莱姆实验室的科学家在苏联对T-3进行测试，了苏联获得的重大突破，在全球引起轰动，纷纷建造托卡马克。1974年，陈春先带领课题组奇迹般地研制出中国首台托卡马克6号，打破发达国家对核聚变的垄断。有了这样的成绩，访问美国，考察学习，顺理成章。
著名华裔实验物理学家丁肇中见到了代表团，他曾有一句名言：“科学实验的结果往往会出乎人们原来的想象，产生出新的粒子，新的世界。”其实不仅科学实验，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偶然决定着必然，一个看起来无关的事物可能会改变整个事物的方向。如同一个新粒子，诞生了一个新世界，访美期间，美国给陈春先留下最深印象的不是先进的实验室，不是托卡马克，而是科研爆发力。陈春先注意到本来托卡马克、人造卫星是苏联首先研制成功，但是美国核聚变之父弗斯(H.P.Furth)教授带领科技人员，只用了几个月就研制出托卡马克，并且超过苏联，成为日本、、法国建造托卡马克的学习。接下来，很快美国的航天事业赶超了苏联，不但发射卫星，有了宇航员，还把人送上了月球，超越了加加林。美国何以这么快？此外，陈春先还注意到美国核聚变的研究是军事和民用两条腿走，提高军事实力同时推进民用核发电，促进经济的发展，互为源头。这些都让陈春先感兴趣，想弄个明白。
不久，陈春先有了第二次访美的机会，这次他的身份是民间访问者，行动比较，没有接待方，因此也没有接待费用的，可以到处走，想看什么就能看什么。上次访美交下的朋友提供了诸多方便，陈春先十分轻松，这次重点看的是美国的民用，走访了20多个城市，参观了几十个核聚变实验室。同样有许多惊奇，同样是这些惊奇改变着陈春先，比如让陈春先惊奇的是那些先进的实验室的设备竟是一些小公司制造的，这些小公司多不过百人，少则几十人。
陈春先问朋友，朋友告诉陈春先：“这些小公司是美国新技术扩散区的新技术公司，新技术扩散区在128号公、硅谷两地，那里有几千家新技术公司。这种公司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人是教授、工程师、大学生，他们有技术，负责产品设计、研发、制造、销售。另一部分人是风险投资家、企业家、金融界人士，他们有钱，负责提供公司创业时需要的资金。我们实验室使用的超导磁体，就是128号公上的永磁公司制造。”
陈春先闻所未闻，有种穿越感。的确，闭关锁国之后，再次，一切都那么新鲜。“教授、大学生办公司？”如果中国人是地球人，美国人就不是；如果美国人是，中国人就不是，差别太大了，思维方式都不一样。至此，陈春先完全忘了最初来访问的理由：托卡马克。
128公让陈春先想到二环，而中关村与硅谷在人才密集度上也有相似之处，但不同更为明显：时光不同。或者说，两个国家不能同日而语，存在着巨大的“时差”。物理学家从来是善思考的，思考常常超出物理之外。那么中国要想与世界同日而语，中关村就得先同日而语。
陈春先到硅谷、128公转了一大圈。这位中国的核聚变物理学家自身产生了聚变，如同丁肇中所说，一个新粒子，诞生了一个新世界，一个观念诞生了新的陈春先，陈春先的大脑发生了结构性变化。
128公两侧林立的多家高新技术小公司成为陈春先兴趣所在，陈春先找到朋友提到的永磁公司。永磁公司的老板汤姆克是荷兰裔美国人，大学核物理学教授，可以说陈春先与汤姆克完全是同行，但汤姆克做教授的同时还开着这家永磁公司，为美国航天局供货，这让陈春先觉得与汤姆克不能同日而语。
“我有技术有想法，另外一些人有钱，”汤姆克教授对陈春先教授说，“就这么简单。二者结合起来，就可以创造产品。”
128公是市的一条半环形公，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由位于的理工学院（MIT）的一些研究实验室，分化出了一些新技术公司，如离子公司、高压电公司和EG-G公司。陈春先详细了解到，这期间，MIT鼓励搞工程的教工跟本地区的私人公司挂钩，不仅允许MIT教工向当地公司提供咨询服务，而且还鼓励他们去开办公司。在微电子技术开始后， MIT和或建立风险资金公司或拨款资助，使这个地区很快成长为高技术区。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投资200亿美元搞载人飞船登上月球，又在几十年的美苏“冷战”中投入数千亿美元研发军事装备。虽然在全球军备竞赛中领先，但是这些巨额投入没给美国经济带来好处，美国与日本等国家在经济竞争中处处败阵。日本的汽车、半导体、彩电等产品畅销全球，美国产品处于竞争劣势。美国为扭转被动局面推出128号公、硅谷技术扩散区，颁布税收、贷款、风险投资、企业上市等优惠政策，鼓励科研人员办公司扩散新技术，新技术产业成为美国经济新的增长点。
陈春先又去了硅谷。硅谷地处美国北部湾以南，早期以硅芯片的设计与制造著称，因而得名。后来其他高技术产业也蓬勃发展，硅谷的名称现在泛指所有高技术产业。 硅谷是美国重要的电子工业，也是世界最为知名的电子工业集中地。择址硅谷的计算机公司已经发展到大约1500家。其特点是以附近一些具有雄厚科研力量的美国一流大学斯坦福、伯克利和理工等世界知名大学为依托，以高技术的中小公司群为基础，并拥有惠普、英特尔、苹果、思科、英伟达、朗讯等大公司，融科学、技术、生产于一体。
在硅谷，陈春先完全被那些由教授和学生创办的小公司给迷住了。斯坦福大学的老校长泰曼是个有远见的科学家，当年他决定把校园的一些土地租给师生去办高技术公司，鼓励师生创业，将所学知识与创意为生产力与商品。有两个学生在一个车库搞出第一台高频振荡器，在另一个车库，世界上第一台微型计算机出现在又一个年轻人手中。作为这些技术的副产品，硅谷的车库中诞生了后来驰名世界的两家公司：惠普和苹果。
陈春先一直试图理解为何美国核聚变实验的效率那样高，周期那么短。此前他一直以为美国人的实验技术先进，制造设备的工厂水平高，但现在他理解了的128公，理解了湾的硅谷，理解了斯坦福大学，理解了“技术扩散区”的概念，他终于明白了“把工厂、学校、科研院所密切联系起来”的格式塔体制。格式塔系德文“Gestalt”的音译，主要指完形，即具有不同部分分离特性的有机整体，将这种整体特性运用到心理学研究中，产生了格式塔心理学派，运用到技术扩散区即是128公体制，硅谷体制。
科学家与社会学家都善思考，不同在于，科学家是讲逻辑的，而逻辑意味着必然，必然意味着行动。科学就是这样，不含糊。
陈春先回到中关村。以前如此熟悉的中关村被陈春先重新审视，如果没有美国之行，没有128公，硅谷的，中关村还是以前的中关村，会是一成不变的，但有了硅谷的映照一切不同了。如此超稳定的中关村，开始在陈春先的眼里动起来，至少在他脑子里动起来。交流，走出去，看世界，就是这样：看到了别人也才看到自己、认识自己，自己往往存在于别人当中。
过去的中关村，有着某种必然。1949年10月，当在城楼宣告中华人民国成立，万众欢呼时，中关村还是西北一个货真价实的村，一派荒凉景象。那时中关村不过二十几户人家，以农为生，村落明显保留着世代守坟格局。房屋散漫，依坟而建。但历史运动也像地质运动一样，有时会让一个地方突然隆起，国家考虑既然北面不远处已有了大学，大学，便决定在荒凉的中关村建立科学城，大学城。在鼓励之下，大学校园纷纷挺进京城西北，一条狭窄的马附近迅速崛起了八大学院，这条狭窄的马后来也因此被称为“学院”。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除了大学，中国科学院的第一批科研院所在此建成，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中关村的“科学城”与“大学城”蔚为大观，成为即使从世界上来看也是人才知识最密集的地区之一。
陈春先当然没想这么多，他只是看到中关村在人才密集程度上与硅谷极其相似，但大学教授、科技人员还是超稳定结构，只满足于实验室的和评的象牙之塔；在研制科技时，花多少钱，成本多高，为产品后老百姓是否买得起，从不是他们考虑的范围，非常不“格式塔”，许多研究完全处于“分离”状态。
变成了“新人”的陈春先，回到中关村成了一个家，当国人还在为“伤痕”文学所激动，为“十年”痛彻不已，还在“两个凡是”，总之一切还是满目疮痍、百废待兴时，新人陈春先已开始像“外星人”一样大谈硅谷，谈128公，谈惠普、英特尔、思科、王安，谈汤姆克教授的永磁公司，谈乔布斯和苹果。那时谈乔布斯可是太牛了，那可是1979年，1980年，而乔布斯也才于1976年4月1日签署了一份合同，决定成立一家电脑公司。1977年4月，乔布斯才在美国第一次计算机展览会展示了苹果Ⅱ号样机。陈春先30多年前就谈乔布斯，比绝大多数中国人早了多少年？当今是怎么来的？某种意义上是从陈春先开始的，他的先行的意义绝不亚于一百年前中国的那些伟大的。的确，当时，同事们谁也没去过美国，闻所未闻，好像在听一个地球之外的世界。当陈春先说“我们也可以这样”，人们觉得陈春先像是在说梦话。
“不是梦话，”陈春先说，“我们这里的人才密集度一点不亚于硅谷、斯坦福、128公，我们只需转变观念就能追赶。”
关键时期中国总是有人，这也是中国的幸运，有那种先导的人，不同日而语的人，撬动历史的人。但当时陈春先那样说又没人信。
别人信不信并不重要，关键是有些关键的人得信，而总有关键的人，否则就不是历史了。比如科协，就敏锐感觉到了陈春先不同的“语境”，请陈春先做“访美报告”。于是，1980年10月23日下午，在数百人的报告厅，陈春先面对年轻人也包括许多中老年人做了一场访美报告。
“我看到了美国尖端科学发展很快。美国高速发展的原因在于技术为产品特别快。科学家、工程师有一种强烈的创业，总是急于把自己的发明、专有技术知识变成产品，自己去借钱，合股开工厂。我感兴趣的是，那里已经形成几百亿美元产值的新兴工业。我们大多都在中关村工作了20多年，相比之下，这里的人才密度绝不比和地区低，素质也并不差，我总觉得我们有很大的潜力没有挖出来。我过去搞过激光，开始差距不大，后来越来越大，实在觉得不是滋味。我们必须转变观念，革新机制。”
报告会上，陈春先宣布一个惊人的消息：他将在中关村创办一家类似硅谷或128公边上那种“公司”。这绝不是说说而已，科学的逻辑使科学家必然地像链条齿轮一样转动起来。之所以将“公司”打了引号，是因为陈春先想在物理所开公司，向领导请示了好几次，都泥牛入海，毫无音讯。一方面领导的大脑与从美国回来的陈春先的大脑不同，领导觉得不可思议，天方夜谭；另一方面即使被陈春先使劲，领导同意了也没办法批陈春先办公司，因为研究所怎么能办公司呢？就没这个机制。
陈春先只能在物理所之外想办法，找到了市科协科技咨询部的负责人赵绮秋寻求可能。赵绮秋听陈春先谈了美国之行，像陈春先一样惊讶，脑洞大开，赵绮秋说办公司的事先等等，能不能先做场报告，你讲得太精彩了。这个当然毫无问题，陈春先于是先准备报告。
女人是易感的，同时也是务实的，这两点往往使她们作为管理者比男人更有效率，说白了，更少官僚主义。赵绮秋对陈春先说:“你的想法非常新，我支持你，但开公司很麻烦，要有大笔的注册资金、门市用房，上级主管单位同意工商局才会批准，这些手续恐怕很难都能办下来。一个环节过不了关你就卡了壳，就算全过了关，没一年半载你也办不下来。”
陈春先碰到了非常硬的东西，也是时代的东西。但总体上时代的坚冰既已打破，具体的打破就是必然。赵绮秋为陈春先出谋划策：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你是等离子体学会的副理事长，可以在等离子体学会搞个服务部，服务部全部工作由你负责，基本和办公司差不多，赵绮秋对陈春先说。陈春先感激赵绮秋，看到一线曙光，就像看到铁板上出现一丝缝隙，而这缝隙正是由赵绮秋这样的管理者用一样的妙手给陈春先打开的。
那个时代光有陈春先不行，还要有妙人，赵绮秋便是那个时代的妙人。在与几个志同道合者商议之后，陈春先把服务部的名字定为“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而没叫“公司”。此后的几个月，陈春先拿着市科协讨来的“批准文件”，到刻了一个圆形公章，到银行开了一个账户，“公司”就算成立了。这是个非常平常的日子，当时谁也不知道这一天发生了什么，但是在以后的日子里，人们越来越一致认为那一天是中关村公司的诞生日。阿根廷大作家博尔赫斯说过一句有点费解但十分深刻的话：“常常是后者使前者变得伟大。”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为是中关村后来的发展壮大让陈春先变得伟大，换句话说，假如没后来气势如虹的中关村，有谁会记得陈春先？如今人们追溯中关村的历史，追溯到了陈春先成立服务部的那一天。一位女士的推油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