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野春色的理由是，很多问题是通过管理可以解决的。当复杂问题简单而严厉的处理时，需要解决的问题从表面上看完成了，但这更可能是新问题的开始。
迪厅被停业整顿的第一位原因是:。从提供的资料看，中国迪厅与“结合”的时间也仅仅4年。禁毒局副局长陈存仪介绍的中国第一起案，甚至极具戏剧性:1997年，上海的一个玩家离开迪厅上了出租车，在问清目的地后，出租车司机随手打开了车上的音响。结果，让司机吃惊甚至“恐怖”的事情发生了:那个乘客头不停地摇，越摇越快！情急之下，司机将车开到了。随后查明的事实十分简单，这个玩家在迪厅里吃了半粒，摇了3个多小时才离开迪厅，结果出租车上的音乐又让他摇个不停。
这是一个多数缉毒警员都会讲述的故事。警员们叙述的兴趣，并非此案是“中国第一起”，而是当时的价格——这是记忆的关键。那粒:800元。在这例案的前后，广东地区特别是深圳，警方查获的“红色药片”时有发生。当时警方甚至不特别清楚这些药片意味着什么，毒品研究者说，警方甚至多次就这种药片请求警方协助辨识。事实上，警方也是在1996年查获达到空前的11000多粒，而前一年仅24粒。由发端，此后这种红色的、蓝色的小药片渐次北上。曾带着两位警员在一间迪厅三夜，终于买到两粒，这是市查获此类毒品的第一次，当时是1998年。但对于迪厅的玩家而言，对的相应地要早于警方。
当时在一家公司供职的吴列群说，线年初，那时已有朋友向他推荐了。吴甚至说，中国迪厅至此有了实质性的变化。如果按此时间推算，在与的流行，甚至没有特别明显的时间差。
进入之前的迪厅，在吴列群看来多少有一种“向上”的氛围，是时尚的象征。这种“向上”的标志是价格。1995年前后，吴是迪厅的常客，但凡有档次一点的迪厅，晚上9点钟之前的门票是300元，此后就是600元了。这种价格门槛，使当时的迪厅充满了身份感，同时进入者大多数也只能是高收入层。当时迪厅里最出风头的是黑人，因为他们蹦得最棒。当然这种时尚感的另一面，则是身体。因为迪厅里外国人多，多数女孩肯花钱进入的目的也单纯而直接。两三年后，吴列群发现自己已经进入不了现在迪厅的氛围了，“都是小孩子在蹦”！吴另外的发现就是，“现在蹦的那些中国小孩，不比黑人差，而且更疯狂。”
套用更书面化的概括，市毒品研究者闵天石称:蹦迪者已由过去的中青年转变为现在的青少年。现在蹦迪者一般在15～25岁之间，“甚至26岁都会觉得自己老了”！“迪厅时尚”的承继者是多少消失了“身份感”的孩子。闵天石作为的毒品研究者，不时需要领着外地同行到迪厅观察研究。他说:如果不观察迪厅，不研究蹦迪人群，就无法研究。如果将迪厅目前的这种形态和网络结合起来考虑——这两样东西差不多同时兴起并影响了足够的人群，我们才可能真正探索的“标”与“本”的关系。
“宝贝宝贝我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你是天上的乌鸦飞呀飞，我是地上的小狗追呀追”！迪厅里蹦迪者的这种合唱，事实上已经了这一群体外其他人群的介入。多数时候，寻找服食者的感受描述相对困难，因为“快乐是无法描述的”。比较而言，毒品研究者在拼接了多数服食者的片断描述后，甚至可以比的服食者更清晰地描述服食后的感受。接近“标准”的感受状态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在服食后的最初阶段，当事人会有一段寂静的感觉，“像死一样的安静”！这是峰值来临前症状，但却并不是一般人容易感受的，多数长期服食者才会有这种感觉;接下来就开始不由自主地摇头了……服食者在感觉所有人亲切的同时，音乐了自己，必须蹦必须“嗨”！要钻进音乐里去(结果是大家都围着音箱，越围越近，甚至有人贴着音箱蹦的)，要钻进别人身体里去。
专家们的描述价值在于对这种毒品真实地呈现，与此作为对应的是的描述——蹦迪引发血案，这种“血案”对于当事人基本上都是没有什么理由的就发生了。服食者“亲切感”的感受与形成了一种矛盾。专家何颂跃博士的解释是:对人体最大的在于它对大脑产生致幻作用的同时，也产生病症状，过量服食容易产生害被的妄想。这是的基础。与的吸食者在获取毒资时容易产生倾向不同，的服食者，在服食后可能产生。何颂跃在日本研究时曾注意到，日本法律界对这一时刻的甚至有过是当作正还是当作病患者来量刑的争论。但多数人对的理解与处理，仍然套用的是模式。这种反差形成的一种结果就是，对价格相对便宜的，多数服食者觉着“毒资”并不构成特别压力，而且摆脱起来似乎也不特别麻烦。这种并不产生身体依赖而只产生心理依赖的毒品，使警方在控制与打击方面变得更加困难。
现在供职于最高司法科学技术研究所的何颂跃，1991年去日本研究，他是最早预言(包含)将成为21世纪最主体毒品的专家之一。事实上，目前对是否是最为主体的毒品不再有任何争议，而已渐成为事实了。不过，一类新型毒品与的分别，仍然没有被广泛注意。何颂跃比较与，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的生产与销售非常复杂，需要组织结构严密的类似大型企业的“机构”来完成，而无论生产还是销售，与相比差不多只相当于个体户小作坊了。有资料表明，在美国，先前控制一类毒品销售的是白人摩托车帮，而现在“个体户”销售的数量甚至已经能够与摩托车帮相抗衡。多数警员介绍，中国销售的主体目前更倾向于“个体户”式，在“”承担相当销量的同时，专门的销售者个体也在出现。
从目前的状况看，迪厅是最主要的销售终端，但对迪厅的关闭，是否可能遏止这种毒品的销售，多数毒品专家与缉毒警员并不特别乐观。禁毒局缉毒处副处长邓明披露说，在东北地区，已经有了转移势头，一部分服食者自己组织起来包下宾馆房间，然后享用，警方侦破此类案件都已经用上听诊器了。与之间毒品类型的不同，是多数缉毒专业人士强调必须重视的。所以，毒品打击一个毒枭即可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对毒品制贩有所遏止的方式，不太容易简单搬到的打击上。理由是，关掉一批迪厅，并不意味着就能直接了的制贩。
有一项针对中学生关于“COOL的标志”的调查表明，“蹦迪”是他们认为的标志之一。“COOL”的标志还有“上网”。很酷的上网与蹦迪，在这一年龄段人群的判断中，有了软硬之称。以网吧为代表的场所，被认为更感性，而迪厅则更有硬度。虽然吴列群自己觉着已经没有能力融入现在的迪厅了，但不并不意味着他没有机会进入。在韩国大宇公司倒闭的消息传出后，他与两个在韩国公司工作的小伙子就进了迪吧。那两个小伙子很高兴，因为他们自己的公司曾经与大宇竞争很激烈。吴列群观察现在的蹦迪者认为，迪厅差不多覆盖了15—25岁这一年龄段的全部，像在韩国公司工作的小白领们，并不在少数。不过，警方更认为，蹦的者多数更像一般意义上描述的“问题少年”。
何颂跃介绍说，日本东京大学的脑生理学家利彦用认定，人与动物都有群居与集团本能。网络为新一代提供了虚拟空间，相应地，有硬度的迪厅就成为了一种补充。这种现状不惟中国，是全世界青少年的一种现实选择。对新一代而言，何颂跃认为更重要的变化在于激素的增加。由于工农业产品大量使用生长激素与化肥促使其早熟，因而生物链结构被改变的同时，生物链的末端——人是这种变化最后的承受者。所以，人类在最近几十年越来越早熟，娱乐消费的主体越来越低龄化。而青少年研究者孙云晓对新一代的描述，是在比较中完成的，他用一一对应并且对立的判断概括了这一代与上一代的不同:富裕/清苦、/封闭、在意/重视集体。孙的疑问是，当这一化人选择了迪厅后，是否仅仅像所想像的那样:必然消费。
无论警方还是社会学研究者，目前并无任何大样本调查来统计迪厅里服食人群的比例，这使得多数时候对迪厅以及的描述缺乏数据支持。在这种情况下，选择“整顿”迪厅，多数受访者向记者表示，他们觉得令人费解。武汉市在要求迪吧停业整顿时，理由除了，还有治安与安全管理两条。而武汉市治安处警员李青松在预测未来时，也推测说“可能不会全部”。但迪吧整顿会在什么时候完成，武汉市副局长刘健年则说，“目前还没有研究”。
断然关闭迪厅，到底利弊何在？在何颂跃看来，并非完全没有好处，好处在于群居地点消失了。但是，何也坦陈:群居地点的消失，并不意味着群居本能的消失，所以凭此办法杜绝可能很难。何颂跃描述重点打击的日本，他们的青少年不吃后，现在流行吃毒蘑菇了(含有LSD)。毒品的新变化与新一代的变化，都使得问题相对复杂。美国明星詹姆斯·迪恩是“COOL”最经典的标志，他的那部电影《无因的》的名字也就成为对青少年状态最惯常的描述。孙云晓解释说:“是长大的需要。”而关闭迪厅，在完成本意上可能是的同时，是否反而可能会提供为了“长大的需要”的理由呢？(主笔李鸿谷)